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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外交均有着重要战略性地位。
在经贸方面，中亚与我国产业体系高度互补，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为我国出口增长、优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新空间，表现在：我国对中亚出口规模上升且出口对中亚市场依赖度上升；我国对中亚直接投资规模上升，双方产能合作深化。
在安全方面，中亚能源、关键矿产资源丰富，为我国降低能源海运依赖度和构建关键矿产供应链提供了陆上资源保障。目前，我国与中亚的跨境管道形成了两类能源管道叠加一类延伸通道的格局，管道天然气进口占我国天然气进口的比重上升。同时，我国在中亚地区注册采矿公司数上行。
在政治方面，中亚与我国睦邻友好，双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统计的理想点距离显示，近年来我国与中亚地理政治学距离缩小，且中亚多数国家与我国理想点距离位处全球前20位。
基于我国与中亚经贸、能源矿产和政治合作深化，我国在当地形成了大量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据此建议：一是强化中亚地区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完善中亚地区信息交流和披露；二是借助外交和民间交流等多渠道，鼓励双边文化往来，提升我国对当地民众的吸引力；三是推动升级与中亚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四是适时重启双边本币互换，扩围区域货币直兑。
“中亚”东临中国，南接阿富汗和伊朗，西濒里海，北靠俄罗斯，位处欧亚大陆腹地，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5个国家。其在能源、安全、经济和外交等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誉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基于中亚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就我国与中亚经贸、能源、矿产及政治合作成效展开分析。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由以沿海为主的对外开放模式转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模式。中亚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突出但工业生产体系相对薄弱，与我国全产业链生产优势高度互补，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支点。
从我国和哈萨克斯坦[1]贸易结构来看，我国贸易比较优势集中在纺织服装、拖车和半挂车、自动数据处理机、家具、皮革等工业制成品，而哈萨克斯坦贸易比较优势集中在石油、铜矿、小麦等原材料以及初级产品，双边贸易结构高度互补。为便于跨国比较，本文用对称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RSCA）看，即对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2]做处理将其取值区间控制在[-1,1]，RSCA大于零表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小于零则表示显示性比较劣势。我国与哈萨克斯坦RSCA散点分布图显示，散点集中分布在第二、第四象限，折射出双边贸易结构互补度较高。
从我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比较优势看，除纺织、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外，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多数产品中构成贸易互补关系。一方面，纺织业是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业支柱产业之一，与我国构成一定的贸易竞争关系，以纺织、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代表；另一方面，我国具有贸易比较优势而吉尔吉斯斯坦具有贸易比较劣势的产品主要有贱金属制家用制品、光学仪器及设备、摩托车和自行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贸易比较劣势而吉尔吉斯斯坦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主要有贱金属矿石、煤、非货币性黄金等原材料和牛奶、蔬菜和活体动物等农副产品，双方在上述产品中构成较强贸易互补关系。
从我国与塔吉克斯坦贸易比较优势看，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双边贸易关系以高度互补为主，在少数轻工业品存在少量竞争。我国具有工业基础全产业链生产优势，在机电与装备制造如机械搬运设备及零部件、家具及配件、通信设施等具有贸易比较优势，而塔吉克斯坦工业基础薄弱，机电与装备制造等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双方在这类产品贸易互补；同时，塔吉克斯坦矿产资源、农产品（水果和坚果、非酒精饮料、棉花等）等资源丰富，而我国是全球主要矿产品、农产品进口国，二者在农产品和矿产品构成贸易互补关系。此外，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在纺织服装、针织品等轻工业品存在一定的贸易竞争关系。
从我国与土库曼斯坦贸易比较优势看，我国与土库曼斯坦双边贸易关系高度互补，在纺织纱线、丝绸、棉织物等轻工业原材料存在少量竞争关系。一方面，土库曼斯坦作为能源输出国，与我国能源进口高度互补，双边在石油、天然气等产品构成贸易互补关系；另一方面，土库曼斯坦工业基础薄弱，其工业制成品高度依赖进口，而我国凭借全产业链生产优势，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二者在纺织服装、鞋类等消费品、机械设备（拖车和半拖车）等、化工产品（杀虫剂）等构成贸易互补关系。
从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比较优势看，二者在纺织服装和纺织中间品等低端制造领域构成一定的贸易竞争关系，如服装、合成纤维、纺织材料制成品等。同时，乌兹别克斯坦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我国与其在天然气和有色金属（非货币性黄金、铀矿、银、铂金等）构成贸易互补关系；且我国机电设施（自动数据处理机、摩托车和自行车、电路装置）、化工产品和消费品（其他有机化学品、塑料制品、家电）具有贸易比较优势，与乌兹别克斯坦构成强贸易互补关系。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不同要素禀赋塑造差异化产业体系，这种结构性互补构成双边贸易持续扩张的基础。中欧班列开通以来，我国与中亚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具体表现在：
一是中亚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市场支撑。近年来，我国与中亚五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亚在我国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尤其是中欧班列运行以来，我国与中亚地区物流联系日益密切，物流效率大幅度的提高，双边贸易规模由2017年的363.0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949.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14.7%。其中，我国对中亚五国出口规模由2017年的217.7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643.8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由2017年的1.0%上升至2024年的1.8%；我国自中亚五国进口规模则由2017年的145.3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305.4亿美元，占我国进口总值的比重由2017年的0.8%上升至2024年的1.2%。
分经济体看，在出口方面，哈萨克斯坦是我国在中亚地区第一出口目的地，2024年约占我国出口总值的0.79%；随后依次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2024年依次占我国出口总值的0.56%、0.33%、0.10%和0.03%。在进口方面，哈萨克斯坦为我国在中亚地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24年约占我国进口总值的0.61%；随后依次为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2024年依次占我国进口总值的0.37%、0.11%、0.08%和0.01%。
分产品结构看，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以机器及机械器具、电气设备为主，2024年出口总值达74.0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总值的26.3%；随后依次为纺织品及纺织制品（73.6亿美元）、运输设备（36.5亿美元）、杂项制品（20.7亿美元）、贱金属及其制品（17.1亿美元）、鞋靴等（15.4亿美元）、塑料及其制品（14.3亿美元）、陶瓷制品（7.3亿美元）等，依次占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总值的26.2%、13.0%、7.4%、6.1%、5.5%、5.1%和2.6%。近年来，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产品技术上的含金量上升，以运输设备为代表，伴随我国对中亚地区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我国运输设备对中亚出口占对中亚出口总值的比重由2018年的5.3%上升至2024年的13.0%。
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产品结构集中度较高，集中分布在纺织原料和纺织制品、运输设备等产品，2024年二者分别占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总值的35.1%和16.3%。近年来，我国对吉尔吉斯坦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下降，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上升。以运输设备为代表，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运输设备出口占比由2013年的2.1%上升至2024年的16.3%。
我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产品结构以机械、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和运输设备为主，2024年三者依次占我国对塔吉克斯坦出口总值的21.7%、21.4%和18.2%。其中，运输设备占比由2013年的6.0%上升至2024年的18.2%，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占比由2013年的36.9%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21.4%。
我国对土库曼斯坦出口产品结构以机械、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贱金属及其制品、运输设备，塑料及其制品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为主，2024年依次占我国对土库曼斯坦出口总值的38.6%、14.0%、9.8%、9.8%和9.7%。其中，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占比上升较快，由2013年的2.5%波动上升至2022年的10.5%，随后小幅回落至2024年的9.7%。
我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产品结构以机械、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为主，2024年依次占我国对乌兹比克斯坦出口总值的41.2%、20.3%、10.2%和8.5%。其中，运输设备占比由2013年的8.6%波动上升至2023年的24.8%，随后回落至2024年的20.3%。
二是中亚成为中国产业外延的重要承接区。近年来，伴随我国产能外迁，我国与中亚产能合作不断深化，对中亚地区直接投资规模上升。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存量由2021年的109.8百万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150.7百万美元，对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存量由2021年的16.4百万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29.6百万美元。
从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看，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规模波动较大。2024年我国对中亚五国投资整体呈现净流出状态，对哈萨克斯坦投资流量由2023年净增16.2亿美元转为2024年净减9.5亿美元，对塔吉克斯坦投资流量由2023年的1.7亿美元转为2024年净减2.1亿美元。其中，2024年我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规模净流出或与利润汇回有关，同时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下，我国对中亚五国能源项目再投资收益可能受影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2024年哈萨克斯坦出现大量资本外流，主要源于资本回流（即将投资带回原籍国）、偿还外国母公司贷款以及提取利润或股息[3]。
分合作方式看，产业园区是我国与中亚地区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在中亚五国代表性园区有“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中塔工业园”、“中塔农业纺织产业园”、“哈萨克斯坦中国工业园”和“中哈边境合作中心”等。以“中哈边境合作中心”为代表，合作中心建设在两国边境接壤区域，位于霍尔果斯口岸区域，总面积约 5.6 平方公里，采用封闭式区域管理模式。中方区域和哈方区域紧密相连，通过特殊通道跨境连接，两国公民及第三国公民可凭有效证件自由出入中心区域[4]。
三是我国向西开放的“交通支点”。中亚位处中国—欧洲、中国—中东、中国—南亚多条陆路通道的交汇地，是“新亚欧大陆桥”和“中欧班列”主要途经区域。以“中欧班列”为代表，中亚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过境区、集散区和换轨区。以哈萨克斯坦为核心，新华丝路披露的56条“中欧班列”线条以阿拉山口为起点，途经哈萨克斯坦并到达欧洲地区，参见附表一。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我国与中亚地区双边贸易、投资提高为货币结算奠定了真实需求基础。叠加全球“去美元”化，我国与中亚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5年）》，2020年-2024年，中国与中亚间人民币跨境使用以59.1%的年均增速加快速度进行发展；202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790.6亿元，同比增长53.9%。
目前我国与中亚地区货币合作成效集中在货币互换、双边本币结算、境外人民币清算安排等方面。在货币互换和双边本币结算方面，我国曾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国家银行首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额度为70亿元人民币/ 2000亿坚戈；2014年12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续签，互换额度不变，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双边本币结算与支付协议[5]，中哈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201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续签规模为70亿元人民币/3500亿哈萨克斯坦坚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首次签署人民币与乌兹别克斯坦货币（索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规模为7亿人民币/1670亿乌兹别克苏姆，有效期为3年，该协议到期后未续签。201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塔吉克斯坦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30亿元人民币/30亿索莫尼，有效期三年。值得指出的是，截至2026年1月，我国仍处生效期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未涵盖中亚地区。在境外人民币清算安排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阿拉木图）股份公司担任哈萨克斯坦人民币清算行。
中亚对人民币需求量上升。哈萨克斯坦银行间场外市场（OTC）人民币交易额由 2023 年的 2.6 亿元快速上升至 2024 年的 119.2 亿元。哈萨克斯坦外汇兑换处人民币净购入量由2024年的16.6亿坚戈上升至2025年的17.5亿坚戈。此外，2024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银行将人民币列入每日公布汇率名单。
中亚是我国构建“多元化能源供应格局”和“陆上能源安全体系”的核心区域。能源安全是一个系统性风险问题，涉及通道集中度、地缘风险暴露度等多因素。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中亚地区为我国提供了陆上能源供应渠道，为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
从我国能源安全看，我国能源消费高度依赖进口，且进口高度依赖海上通道。Erickson & Collins (2010)指出，中国能源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海上运输依赖。在我国前十五大原油进口来源地中，除自俄罗斯进口部分经过陆运外，其他均为海运，原油供应安全高度受制于关键海上航路的稳定性。依照我们2025年7月1日发布的报告《“海上丝路”航海通道风险分析——2025年Q2“一带一路”概况追踪》，近年来全球主要港口和交通要道因地理政治学风险上行而中断的次数多增。能源供应运输环节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我国能源供应风险。对此，我国亟待构建多元化能源供应结构，强化陆上能源通道。
中亚地区拥有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是全球主要能源输出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位处里海地区，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产油区之一。截至2025年1月1日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为300亿桶，位居全球第12位；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探明石油储量分别为6.0和5.94亿桶[6]；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储量依次为400、85和65万亿立方英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第五。同时，哈萨克斯坦亦是全球重要煤炭生产国，2023年哈萨克斯坦煤炭产量为1.3亿短吨，煤炭产量位居全球第八[7]。
目前，能源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管道是连接我国与中亚能源合作的“大动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与中亚的跨境管道形成了两类能源管道叠加一类延伸通道的格局：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系统，中哈原油管道系统和向西亚、里海方向延伸的潜在与配套通道。其中，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始于土库曼斯坦，过境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入境新疆霍尔果斯，为我国主要跨国陆上天然气通道之一；中哈原油管道以哈萨克斯坦阿特劳为起点，以中国新疆的独山子为终点，是我国第一条跨国原油管道。在管道运输加持下，我国能源进口运输通道多元化，管道天然气进口数量占我国天然气进口的比重由2020年的34.0%上升至2025年1-11月的47.6%。
全球能源转型、大国竞争背景下，关键矿产正由一般性工业原料转变为安全属性较高的战略性资源。中亚拥有丰富的铬、铜、锗、锂等关键原材料，是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重要一环。
分品种看，中亚锰、铬和铅矿储量丰富，依次占全球储量的38.6%、30.1%和20.0%。其中，锰矿是新型电池体系的关键材料，铬矿是风力涡轮机的重要材料，均关系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和应用。其他矿产如铅、锌、钛、铝、铜、钴和钼等占全球储量的比重均在5.0%以上。
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在矿产勘探、开采、冶炼、加工、运输、销售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6月16-18日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与中亚签署《中国—中亚关于加强绿色矿产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将“绿色矿产”纳入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之一。
从我国对中亚地区直接投资看，在当地注册的中资矿业相关公司数增长。截至2025年11月，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法人实体共计有7716个，从事采矿业法人实体数量为312家；2025年11月，采矿业占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注册的法人实体数量比重为4.0%，较2024年1月提升0.3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已形成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政府间协调为支撑、多边机制为平台的多层次政治合作体系，双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在元首外交方面，2023年5月19日，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行并宣布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每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中国和中亚国家举办[8]；2025年6月17日，中国-中亚五国在阿斯塔纳共同举行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并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合作成果文件[9]。并在中国-中亚机制下启动了13个部长级合作平台，秘书处全面运转，基本建成机制的核心框架。
在多边政治合作层方面，依托于上海合作组织，我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政治协调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初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覆盖了主要中亚国家。其合作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0]。依托于上海合作组织，我国与中亚地区构建了多边安全协作机制，地区反恐怖机构（RATS）在情报共享、联合演练、执法协作等方面发挥了枢纽作用，有效应对跨国恐怖活动、极端思想渗透和有组织犯罪扩散。
从合作成效看，根据Bailey, Strezhnev & Voeten (2017) 构建的理想点距离[11]（Ideal Point Distance），该指标基于联合国大会（UNGA）投票行为构建国家间政治立场差异指标，用于衡量两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偏好距离或立场分歧程度，数值越大表示分歧越大，越小则表示分歧越小。从中亚与我国理想点距离看，1992年以来中亚五国与我国理想点距离趋于缩小，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亚五国与我国理想点距离低位运行。以2024年为样本观察，中亚五国中，与我国理想点距离由小到大排序依次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向比较，中亚五国与我国理想点距离位处前列，其中土库曼斯坦与我国理想点距离为0.04，仅次于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位居全球第三；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则依次位处第9、17、20和50位。
整体来看，我国与中亚国家已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型合作伙伴关系。在经贸领域，双方依托产业体系互补和陆上通道优势，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以中欧班列和跨境基础设施为支撑的互联互通体系日益完善，明显降低了区域内“内陆化”成本；在能源领域，依托于中国-中亚跨境管道，双方能源合作不断深化；在安全领域，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及双边机制推进以能力建设和协同治理为特征的非同盟型安全合作，有效增强了区域稳定性；在数字、金融与新兴领域，跨境电子商务、货币合作逐步展开，合作内涵不断拓展。与之相随，我国在当地形成了大量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而中亚地区民族复杂、地理政治学风险挑战不断，我国在当地的海外利益风险暴露程度高，有必要强化我国在中亚地区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具体而言：
一是强化中亚地区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完善中亚地区信息交流和披露。针对中亚地区，我国海外风险评估以宏观政治稳定性判断为主，对潜在突发风险预警不足。据此，借鉴美国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Overseas Security Advisory Council, OSAC）运作模式，其依托美国国务院、领事安全局、美国驻外使领馆以及当地执法和安全机构获取信息，并分析地理政治学事件、恐怖活动、社会动荡、犯罪率、自然灾害等多维因素，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按照风险等级进行分类，定期为成员提供定制化的安全支持和资源。我国可以以驻中亚外使领馆为首，联合当地中资企业、科研机构，构建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是借助外交和民间交流等多渠道，鼓励双边文化往来，提升我国对当地民众的吸引力。企业不仅需要法律许可，还需要隐形的“社会许可”，缺乏社会许可的项目可能会因抗议、罢工等而利益受损。中亚晴雨表[12]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众受欢迎程度上升。其中，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持好感或非常好感的人口比例从2017年的75%下降到2021年的39%，随后回升至2022年的54.7%。在此基础上，借助于中亚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趋势，我国可通过媒体合作方式，如与中亚国家电视台、主流新闻网站等开展联合采访、联合制作，将中国形象嵌入中亚国家发展叙事之中，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三是推动升级与中亚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早在1992年，我国便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签署投资协定；随后于1993年与塔吉克斯坦签署投资协定；2011年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重新签署投资协定。我国与中亚地区投资协定覆盖五国，但协定侧重于投资保护基础条款，缺乏数字化的经济投资规模、可持续投资规范等现代高标准内容。2024年7月5日，我国与塔吉克斯签署新版投资协定，首次纳入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相关的投资条款；明确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机制，可通过国际仲裁机构（如ICSID或UNCITRAL）解决争议[13]。借鉴该做法，我国可进一步升级与其他中亚国家的投资协定条款，优化争端解决机制，如提高仲裁程序透明度，允许第三方意见提交等。
四是重启与中亚国家货币互换协议，扩围区域货币直兑。截至2026年1月，我国现有生效期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未覆盖中亚五国。鉴于我国与中亚经贸往来深化，人民币结算需求和融资需求不断抬升，建议考虑优先重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提供流动性保障。同时，依托于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贸易基础，扩围区域货币直兑[14]，此前我国五个区域直兑的货币中中亚只包括哈萨克斯坦坚戈。
[2]注：RCA（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用于衡量一国在某一产品上的出口专业化程度，从而“显性地”揭示该国是否在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其核心思想为如果某国在某产品上的出口占比，高于该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平均占比，则该国在该产品上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6]资料来源：HUB.KZ,‘Казахстан занимает 12-е место в списке 15 стран с самыми большими запасами нефти’，2019-3-27，[2025-10-31],
[11]注：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理想点距离常被用作衡量国家间意识形态分歧、制度偏好差异或地理政治学距离的代理变量。相较于显性政策表态或单一事件指标，理想点距离能够综合反映国家在一系列制度选择与规则承诺中的整体立场，从而为分析国家间合作、冲突及其经济后果提供更为稳定和系统的度量。
[12]中亚晴雨表（CAB）是一个区域性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致力于对公共利益相关的主题进行应用社会研究和分析，其提供来自中亚的民意调查数据，数据在每轮调查结束后两年公共发布。
[13]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塔吉克斯坦双边投资协定简介”，2025-08-20，[2025-12-26],
[14]区域货币直兑是指在特定区域内，两种或多种货币通过直接交易机制进行兑换，无需通过第三方货币（如美元）作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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